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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行业何以成为贪官外逃重灾区?

在这59个“裸官”样本里,有身处要职的政府高官,有地方机关工作人员,也有各类国企高管——其中以金融业管理层人士占比最重。金融行业占据24%,党政官员占据34%,其余所在行业涉电信业、烟草业、石油业、证券业、交通业、旅游业、服装业等。59人的涉案总金额高达数十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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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59个“裸官”样本里,有身处要职的政府高官,有地方或职能部门独揽一方权力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有各类国企高管——其中以金融业管理层人士占比最重。按比例来分,金融行业占据24%,党政官员占据34%,其余多为非金融类的国有企业人员,所在行业涉及电信业、烟草业、石油业、证券业、交通业、旅游业、服装业以及其他商贸投资领域。

  另一方面,报告梳理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司法机关治理“裸官”的历史脉络和政策延续,从中我们发现:对于治理的研究早已开展,不同层面的统计也在持续,防治甚至带有惩罚性的政策和规定也已出台数部,但这些规定仍存在操作层面上不同程度的漏洞和不透明性。从依法治国的理念上,尚缺乏法律的规制和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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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期的几年,贪官外逃到达了高发期。 中国人民银行的直属机构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一份《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下称《转移资产研究》)的报告确认:中国官员因为经济犯罪外逃始于上世纪80年代。

  该报告同时披露,公安部2006 年5 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公布时间,中国已陆续缉捕到外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320 人左右,直接涉案金额近700 亿元。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掌握的仍在逃的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有800人左右,潜在的经济损失和他们实际非法转移的资金数额不能完全准确地确定。上述报告记录的另一组数据更为惊人:“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份调研资料披露: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万至1.8万人,携带款项达800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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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委原副秘书长吴湛辉涉嫌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昨日上午在广州中院番禺区沙湾法庭公开审理。检方指控,其涉案总金额达到1.7亿。其中涉嫌受贿4970万元,人民币3000万元、港币9200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公诉人称,受贿数额和巨额财产如此巨大,在广东省甚至在全国范围内实属罕见,这可能是广东近年职务犯罪的新高。

  一位45岁年轻有为的正处级官员,在没有对裸官监管问题重视之前,事业顺风顺水,直至坐上东莞市委副秘书长的位置,直到行将再次提拔公示时,被举报经查实,才发现吴已是“裸官”,用当地一位官员的话说,结果一查“就出事了”。经审理查明,吴的受贿及所有犯罪,均出自担任东莞市环保局“一把手期间”,吴的案发也并非当地纪检监察等监管部门的主动查处,且是摄于国家和广东出台对“裸官”加强监管的政策而“自首”,无论是受贿还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数额,均刷新了当地同级别官员腐败案的“历史记录”,或创下了广东职务犯罪案数额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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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据上看:59个“裸官”样本里,以金融业管理层人士占比最重——占据24%。这说明了什么?监管力度的缺失是肯定的,另外,这些金融行业能够涉及的“钞票”也远比其他行业多的多,动辄上亿的资金让这些“裸官”垂涎三尺,大量资金席卷出国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难道相关部门真的对于这些携款出逃的官员毫无办法吗?

裸体官员,简称裸官,是指配偶和子女非因工作需要均在国(境)外定居或加入外国国籍,或取得国(境)外永久居留权的公职人员。2010年2月22日,监察部网站发布《国家预防腐败局2010年工作要点》,监管裸官首次作为预防腐败局工作重点被提出。2010年4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和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2011年3月5日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马馼表示,2011年我国将对“裸官”进行登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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